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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类案不类判{“类案不同判”}

时间:2021-07-06 08:26:30

9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完善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工作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的是长期影响和制约我国司法公正和公信力的“硬骨头”问题“同类案件不同判决”。《意见》一发布,就迅速主导了法律界的朋友圈,引发热议。《意见》开篇就明确阐述了统一法律适用标准的重大意义和应坚持的原则,提出了加强法律统一适用、完善相关工作机制的十条途径方法和21条“硬核”措施。可以说,它是最高人民法院多年来统一法律适用标准的坚定决心、工作成果和创新举措的集大成者。令人高兴的是,作为一名律师,作为法律专业团体的一员,我们更应思考如何在执业中用好司法改革的“红利”,在统一法律适用标准、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方面有所作为、有大作为。

一、“类案不同判”有哪些表现?

什么是类案例?2020年7月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定义为“在基本事实、争议焦点、法律适用等方面与未决案件相似的案件。并已在人民法院判决后生效”。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案件是否属于类案,是基于案件核心点的相似性,这离不开人们的主观判断。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在介绍《意见》的内容时所言,“完善统一法律适用工作机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实践中,大量“同类案件不同判决”的案件,有着不同的情形和成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引发的“类案不同判”。

“法律是灰色的,社会之树是常青的”。成文法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造成法律空白,导致法官对新类型案件在法律适用上做出不同选择,“同类案件不同判决”,这是法治建设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比如《刑法》十大修正案引入新罪名前后,法官可能会对基本事实相似的案件作出不同的判决。

二是法律规定的笼统、立法解释及司法解释的滞后带来的“类案不同判”。

由于中国长期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立法实际上呈现出“厚而不薄”的局面,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像法网不严密、标准不统一这样的缺点和不足。与此同时,为了准确适用法律的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大量的司法解释。例如,1997年我国刑法废除了投机倒把罪,分解的非法经营罪涉及多达19条刑法修正案、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各级、各地法院对非法经营案件的裁判结果存在明显差异。

三是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插手具体案件以及司法腐败导致“类案不同判”。

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一段时间以来,在一些地方,一些领导干部打着招商引资、发展经济、维护稳定的旗号,将司法裁判作为“地方保护主义”的工具,违法违规对司法机关施加影响,导致一些重大案件的裁判偏离了正确的裁判标准,出现了“同类案件不同判”甚至冤假错案的情况。众所周知,这种短视行为毒害了当地的营商环境和司法环境。更有甚者,部分司法人员腐败,以管辖权为“权钱交易”的砝码,造成枉法裁判的恶劣后果。

四是司法人员受业务能力、技术手段等因素制约造成“类案不同判”。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有基层法院3100多家,中级法院300多家,法官人数众多。不同地区、不同层次、不同能力的法官,在基本事实相似的案件中,必然会做出不同的判断。在信息化办案体系不完善、裁判文书互联网公开逐步推开之前,法官仅靠自身的专业素养,客观上难以避免“同类案件不同判”的发生。

二、律师面对“类案不同判”应该怎么办?

最高人民法院《意见》的颁布,为律师解决“同类案件判决不一”问题提供了保障、机遇和新挑战。长期以来,律师、律师事务所、专业法律服务公司、理论研究机构等。为解决这一问题进行了各种探索和努力

熟悉英美法系影视剧的读者,一定会对剧中律师交出判例,利用判例来颠倒干坤的“演技”感到惊讶。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曾说过一句名言:一是练就案例检索的“硬功夫”。在英美法系,学习和掌握判例是法律从业者必备的技能。随着律师们并不是象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精通法律,他们只不过知道在何处找到它们罢了。最高人民法院《意见》的实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人民法院在办理四类案件时,应当进行律师对案例检索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日益凸显。对于执业律师来说,要做好搜查每一个案件的准备,这将成为律师分析案件事实和证据,确定诉讼策略和方案,形成法律意见(代理意见和辩护意见)的依据。为此,一方面,律师需要在类案检索养成日常工作习惯,另一方面,研习指导案例、参考案例、典型案例等尤其是善于运用律师事务所的知识管理系统、第三方专业法律服务机构的案例库应该“不慌不忙地用案件检索报告办理案件”。

善于运用案例检索的信息化工具和大数据平台

2019年,在引起各方广泛关注、专家学者积极讨论的北京市于金平交通肇事案中,公诉机关提出抗诉的理由之一是“一审法院曾判处类似案件被告人缓刑,但本案因实际处罚被判不同刑。在全国很多地方,交通事故造成人死后逃逸,然后真心悔过,积极赔偿,认罪,被判缓刑。”二审法院充分阐述了“一审法院对于金平的实际判决是否属于同类案件的不同判决”。合议庭对北京市类似案件进行检索,对比于金平案与一起交通肇事案的异同,得出“交通肇事案只是案件,不是类似案件,具体判决不能代表类似案件的判决规则”的结论。结合最高人民法院《意见》的要求和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于金平判决的解读,说明“同类案件同判”将是未来法庭辩论阶段法律适用的重要方面。特别是重大、典型、新类型案件,律师必须去二是把“类案同判”作为办理案件庭审的重要环节。(指导性案例、参考案例、典型案例等。)和将代理案件与选定的类案,并在与公安、检察院、法院沟通时提交案件检索报告和相似性进行阐述,以获得裁判承认所处理的案件属于类案,从而作出与生效类案相同的判决。

提出“类案同判”的法律意见

在此次最高人民法院《意见》号《完善统一法律适用标准的工作机制》中,虽然重点是从法院审判工作制度、管理体制、权力运行机制等方面作出的规定,但对律师办案也具有重要的保障意义。如“充分发挥审级制度和审判监督程序在统一适用标准中的作用”、“完善类似案件和新类型案件强制检索报告工作机制”等。律师可以充分利用二审、上诉等程序中“同类案件不同判决”的情况,说明事实和理由,努力改变判决或纠正检察院发回重审、指令再审、抗诉过程中法律适用中“同类案件不同判决”的问题。对于办案,有“同类案件不同判决”的说法,三是善于运用法院统一法律使用标准的工作机制。。同时,最高人民法院《意见》提出“充分发挥专家学者在统一法律使用标准方面的咨询作用,积极开展专家咨询论证工作”。律师在代理重大、疑难、复杂、新案件的过程中,还可以借助专家学者的“外脑”和“外援”,充分展示案件的办理情况,解决“同类案件判决不一”的问题。北京周泰律师事务所成立之初,就成立了由各行业专家、法律专家组成的“智囊团”,通过与专家学者的交流互动,为办理重大复杂案件提供保障。

实现“同案同判”是每个法律人的梦想,但障碍是漫长的。我们需要拿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