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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案检索制度从什么时间执行【类案检索制度出台】

时间:2021-07-08 09:48:23

一、类案检索制度的正式出台

2020年7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号,将于今年7月31日起施行。这是最高法首次“正式公布”哪些案件具有“类案价值”。很多律师都转发了这个《意见》。大多数律师认为,类似案件搜查制度的法律明晰性对促进司法公正大有裨益。

其实我在7月18日的《意见》文章中分析了哪些犯罪大数据有参考价值,这是根据我自己办案的经验写的,但是有参考意义的大数据的判断标准和最高法认可的“类案”标准几乎是一样的。

二、类案检索制度与律师的预判能力

律师会对司法趋势甚至具体案件的进展和可能的结果有一定的预判。律师越专业,预判能力越强。律师的预判能力虽然受到法律法规和特定地区司法文明程度的限制,但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普遍有基础、值得信赖的。在处理一些案件,特别是一些比较新的案件时,类似案件的检索是必要的,是加强律师预判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律师的预判能力和法律“共识”

为什么客户和他们的家人需要律师?

除了法律规定外,律师还有很多当事人及其家属所没有的权利,即使当事人及其家属和公安稽查法在特殊情况下能够“互相同情”,也始终难以达成“共识”。原因是“共识”的基础是双方对某一事项都要有相应的知识,律师可以通过自己的专业判断,尽力与公检法达成“共识”,而大多数人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四、类案检索制度对加强律师对于案件的预测能力并无太大作用

但是,类似案件的检索系统的引入,可能就不那么值得“乐得火速”了。如果不谈司法公正这个抽象的问题,可能对加强律师预测案件的能力起不到很大的作用。

一方面,只有少数案例会执行这种案例检索系统;另一方面,如果“我”是法官,“我”想省事,“我”可以尽量避免我的案子成为这些案子中的一个。那么问题来了。认识到这些类型的案件对当事人相对有利,在强制执行类似案件检索制度的基础上“有利”。如果不能排除法官人为地试图避免某些案件成为这类案件,那么一些原有的程序保障可能会丧失。

而且,请不要忘记,早在去年10月,最高法就已经发布了《刑事大数据的“迷惑性”》。强调办案时,审判长应依托中国裁判文书网、办案系统、档案系统、法律文书等相关检索工具,对法院已经审结或正在审理的类案及相关案件进行全面检索,并制作检索报告。

这里有一个关键点,就是“办案系统和档案系统”,律师本来是没有的,因为是法院内部的、不公开的系统,律师一直都有中国裁判文书网、法律快报等相关检索工具。因此,律师可以搜索类似案件的工具和具体信息的范围与以前没有什么不同。律师和法官之间仍然存在一些信息障碍。

律师预测能力有限的最根本原因是律师与法官之间存在一定的信息鸿沟。

五、官方推行类案检索制度的“前世今生”

新的《最高法进一步加强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管理工作的意见(试行)》要到7月31日才会生效。从去年10月《意见》问世到现在,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做搜索报告的系统”。

也有可能这个系统还没有落地,所以《最高法进一步加强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管理工作的意见(试行)》就诞生了。当然,今年的《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比去年的《意见》好一点,至少很明显,只有以下三种情况必须搜索:

一是案件要提交专业(主审)法官会议或审判委员会讨论;

二是缺乏明确裁判规则或尚未形成统一裁判规则的案件;

三是庭长和庭长根据审判监督管理权限搜索类似案件的案件。

这反过来说明前面的《意见》在实现类案例检索系统时可能会有以下情况:

1.因为没有说明需要搜索什么,所以真的不可能进行覆盖所有案例的万能搜索,所以不可能“落地”;

2.本来只是“倡导”,打个预防针,告诉大家最高法要这么做(实施病例检索),请各单位做好准备;

3.第一,提出一些原本各级法院做不到的事情(综合案件检索),后来告诉大家没关系,工作任务减少了(只有三类案件必须通过案件检索进行检索),那么执行人更容易接受;

4.当初最高法只是一种观望的态度。经过一年的信息收集,最终针对以上三类案件,同时保留了解释空间,即“其他案件需要搜索”,所以应该搜索。

六、所有制度都有可能出现“异化”

类似案件检索系统的出发点自然是好的,我明显感觉到最高法这几年是真心追求司法公正的。但是,制度再好,也要看使用它的人和有解释权的人。与过去相比,中国的整体司法状况有了很大的进步。不能说司法不公,但司法并非处处“公开”。这和中国是世界第二大GDP,部分中国人年收入不足2000元是一样的,这是两个并存的东西。

作为律师,我们很清楚,一个负责任的法官,只要是需要办理的案件,并不是说他/她会做很多事情;不负责任的法官,即使最高法说了,也会尽量避免更多的工作量。毕竟很多指标并不“硬”,程序一个个往下走,每一层都可能有传播者的“解释权”,可能导致制度的“异化”或“搁浅”。

七、律师制作的检索报告能否作为审判的依据

制作搜索报告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那么,对于律师来说,搜索报告除了预测结果之外,还能有其他的价值吗?比如能不能作为直接参考法官的依据,从而影响案件的定罪量刑或者一些重要的判决?

谈及律师的搜查报告能否作为审判的依据,假设我们不是从律师的角度,而是从法官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在《最高法进一步加强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管理工作的意见(试行)》出台之前,律师的搜查报告其实对法官并不是很重要,因为一方面律师的搜查报告不具备法律证据的品格,而只能作为办案的参考;另一方面,法官并不真的认为律师的搜查报告是“全面搜查”。原因如下:一是律师没有“办案制度和档案制度”,谈不上“全查”;其次,法官根本不会认为律师会向法院提交对自己不利的材料。

因此,律师的搜查报告只能证明“有这样的案件”,却不能证明“人人都这么做”。所以,真正需要搜查报告作为审判依据的法官,很可能只会相信自己这边做的搜查报告,也就是“我要我想,不是你想”。

八、类案检索制度如何让法官“喜闻乐见”

我的团队成员将做案例检索报告,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基础的工作。做一份全面的病例检索报告需要多长时间?

要看犯罪的“大小”,是否普通,要看搜索的具体内容,快则1-2小时,慢则3-5天。一切皆有可能。在大部分法官明显超负荷的前提下,这一制度可以“落地”,执行人有这样的时间和精力去搜索至关重要。很可能大多数法官或其他执行者都不忍心这么做。

九、类案检索制度靠法官更靠法官助理

一般来说,如果你想做得更快,你不能要求马跑得更快,但不要添加新的草。所以凡是会增加法官和助理法官工作量的事情,也要考虑助理法官的素质和待遇。当然,质量和待遇往往是有联系的。

就这个制度而言,助理法官可能比法官更重要。因为一些与审判有关的事项并不是真正完全由法官来决定的,毕竟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一个团队有外部的领导,但必须有具体的内部分工。比如案例检索系统全面实施,具体检索由谁负责?肯定不是法官本人,不是助理就是书记员。

十、应避免法官和法官助理“被没有责任心”

实践中也有法官和助理法官有责任感的情况,但他们事情太多,每天真的徘徊在亚健康和疾病的边缘,为了生存只能被迫一点点收起责任感。我把这种情况称之为“不负责任”,这种情况在我们目前的司法环境中很可能存在,我们现在应该尽力避免。

基于上述原因,与待遇不匹配的制度很难“落地”,也不适合“寄予厚望”。